姜飞 | 传播学领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角色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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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业态和国际传播形势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在国际重大事件现场中国记者声与影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央电视台(CCTV)、新华社和中国日报(Chinadaily)、以及2016年底成立的中国网络电视(CGTN)与英国BBC、美国CNN等世界老牌传媒记者并驾齐驱,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传媒集团国外分支机构建设初见成效,外国面孔在CCTV演播室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各级政府娴熟运用多元渠道,无论是新闻发言人、政务微博(微信)、首脑外交等,在重大国内、国际事务中展示日趋成熟的中国形象。我们意识到,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借助大众传媒和传播过程与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个人带着个性融入社会,类似五彩丝线织成壮丽织锦。在当前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和中国面临的国际大传播形势下,我们看到,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媒介(medium)已经历史性地被赋予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的“织女”角色: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汇聚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有机传承、和谐发展;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收获彼此尊重、和平共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历经四十年的发展,正汇聚一种继往开来的动能,并呈现一种开拓创新的学术勇气:既积极引进介绍国外前沿成果,保持和拓展国际学术界对话,亦深入探索中国本土实际,有效应对传媒实践和国家发展过程中浮现出来的现实问题;更辨析国际形势,辩证总结中国特色的传播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和传媒实践基础上的传播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实践,贡献国际学界。
1978年,源自美国的大众传播学及其理念引进中国,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同年也是其下属新闻所的诞辰。传播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四十年的“红宝石”婚约,如今,新媒体条件下呈现出的诸多传播现象和政策调整,正展现出传播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性新机遇、推动着中国传播理念的国际化进程、推动着中国传播研究春天的到来的同时,也对于传媒、传播领域群体如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提出了历史性期待。
一
传播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断夯实,作为传播研究基础的传媒业成长为兼跨两大部类生产的重要产业、中国文化产业振兴的生力军,产业格局重组的催化剂
追根溯源,传播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过程。但媒体是人类信息需求的产物;当今,传统媒体和多元新兴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深度耦合,逐步形成大众传媒业态和大众传播新生态,并发挥着文化产业引领的重大作用,体现在:
1
传媒业形成兼跨两大部类的重大产业。
不再是茶余饭后,生活补充,聊胜于无,已无法单纯用第三产业或者服务业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置。早在2006年,美国文化传媒产品创造的产值已经超过航空航天跃居第一位。另外,从社会生产序列来看,传媒业兼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述及的第一和第二两大部类的生产:既有诸如印刷机、编辑机、摄像机、录音机、电视机、收音机等需要在第一大部类里动用生产资料生产的硬件设备,也有围绕这些设备和终端受众的需求而衍生出来的诸如采、写、编、评的业务形式,记者、编辑、摄影师等的服务人群,也有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提供的服务内容。
２
传媒业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产业振兴的生力军。
无论是关涉大众生活的传媒业股票大量上市,还是围绕传媒和传播相关领域的创业开花,还是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对于传媒业的高度重视都已经呈现这一点。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决定》的词频统计显示,全文有472 次使用“文化”,而提到新闻、媒体、传播以及具体的媒介形式的发展等达到105次。作为一个专门谈文化发展的政策决定,我们看到相当于约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谈传媒和传播。如果对次级概念,即更具体的相关词进行统计,显示《决定》中涉及到传播研究中的主要关键词还包括:真实准确传播、网络传播、新兴媒体传播制高点、传播渠道、传播秩序、传播体系(2次)、传播能力、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传播者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判断,传媒产业不仅仅成为文化产业振兴的生力军,而且,六中全会《决定》几乎可以理解为一个基于传媒产业发展、强大、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蓝图。
３
传媒业以“新媒体”为动力、渠道和平台推动着传统产业格局的重组。
新媒体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首先,基础媒介维新。比如IPV4向IPV6的升级,物联网的发展,3G甚至4G、5G等。其次,传播终端更新。比如手机和Pad、电子穿戴设备等互联互通;其三,传播理念创新。突破基于大众媒体的传播规律视角,将研究对象从大众媒体media转向媒介medium,以移动、互联网思维思考传播。这三个方面的“新”可以明显看到对于电信行业上中下游的重组,尤其是三网融合实践对于不同领域边界的突破、对于健康领域行业生态的调整等。
二
传播研究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断巩固。中国传播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正逐步走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前台
1
传播研究正在以新兴媒介实践和研究为契机赢得学科的尊重。
社会科学将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传播研究不仅限于行为科学,也研究人,传播研究树立传播与人作为人类生活“双中心”的观察与研究视角。不仅研究人类如何采集、创建、交换和消费信息的过程和规律,而且研究执行这样过程的人,包括不同主体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和传播过程对于传播主体的反馈以及反作用力。
如此,传播本身就贯穿并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过程,同时传播也在通过信息传递,文化意义的解读甚至媒介的存在本身,不断地重构人和这一过程。新媒体正在为中国受众更新知识储备,刷新认识视野;为中国传媒体系重组机制,焕发生机;为中国社会拓展传播边界,创新社会动员能力和方式方法;新闻传播领域对培育“能够更好理解和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认识逐步深入;传播学的理论作为“其他学科理论的基础”气质渐次显现;藉由传播学领域翻译和研究形成的开放合作共识被立体悦纳。传播研究来自人文、社会科学总体,又反哺过去,既可以以其独特的传播视角解释其他学科中存在的一些一般问题,也可以将不同学科思想相互交织,创造学科之间交流基础上的“元话语”,以之来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新问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编织在一起,在世界跨文化织锦中体现中国特色、做出中国贡献愈加重要。
２
传播研究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日盛。
传播学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服务于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宣传的“政治传播”,以及战争结束后在世界范围推广美国利益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两轮驱动下,美国传播学在20世纪70-80年代,迎来了它的春天:“传播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员达1万余人。传播学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中的基本课程,仅据美国《1993年彼得逊氏研究生课程指南》统计,当时,全美至少有355所大专院校开设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课程”(刘双、于文秀著,《跨文化传播:拆解文化的围墙》,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进入了属于她的春天。传播学是被当作西方思想的批判对象被早期的中国新闻学者巧妙引入中国,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缩影,又是一个跨文化过程和最佳研究对象。1996年底,经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新闻类本科专业普通高校共55所,199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到2005年,在国家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已经有661个,截至到现在,全国有新闻学、传播学系、专业已近1000个,从事传播研究的人超过3万人。
３
传播研究正逐步走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前台。
在学科普及上,通过传播学界的努力,传播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与术语已经不胫而走。如今人们对诸如“传播”、“舆论领袖”、“大众”、“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等学术词语耳熟能详,不断地渗透到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为社会所认可和使用,甚至也成为国家政治、法治和社会生活选择表述的话语,获得包括个人、政府、组织的使用。更进一步来看,传播学领域的这些词语“走出”又“进入”——进入社会知识的生产链条,人们对这些词语不仅不再陌生,而且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传播学术语和理念来理解、定义和阐释当下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政策层面上显示,中国的传播研究春天到来的迹象还体现在,正收获最大的关注群体——政府。中国政府开始从政策到资金上关注传媒发展以及传播研究。充分体现在:2000年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时即开始探讨中国传媒业的走出去,一直到2004年提出中国传媒走出去战略;此后贯穿至今的对国家形象、软实力传播、传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在不同文件中的提法以及不同类型和层次课题经费的大量投入,2008年“国际传播”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2008—2019国际传播规划的制定和实施,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甚至2011年“政治传播”首次成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2012年有关传播体系和传播能力建设进入中国共产党18大报告文件,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等,综上我们看到,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已经在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构中国传播研究版图,并且上达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
三
中国传播研究新角色期待。国际传播形势正发生着斗转星移的变迁,“中国梦”这一简洁但高度凝缩的术语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和刷新对于中国的认知,全球化的现实和传媒新技术正不断推动中国传播理念与世界融汇和创新,传播学界亟需更新知识和视角在春天播种和等待收获,并整体性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的发展历史性地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努力编织进入世界地图。首先,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1年重返联合国席位,22年历程体现的是“编织”融入国际政治地图的博弈;其次,从1994年到2000年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席位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8年历程体现的是中国“编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象征;再次,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主办,还有当下我们恒切追求的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国的努力,体现的是中国将自己“编织”进入世界文化殿堂和话语体系的努力。
还有一个重大的博弈正在进行,那就是基于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基础上,中国传播理念的创新以及与“世界”的融汇,传播实践将发挥“织女”的伟大作用,推动着上述三大博弈的历史积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未来的相知相遇。因为上述成功的背后,贯穿的恰是“非战争”(并不和平)时期的“前沿”——传媒和传播领域的中外激烈博弈。从1917年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设立,到针对冷战1953年成立的新闻署(1991年苏联解体后历经八年辩论1999年撤销)直接指挥“美国之音”(VOA)在全球传播美国形象和进行政治宣传,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2003年小布什政府成立的“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开始在战略传播(strategy communication)理念和口号下回归被美国妖魔化的“国际宣传”的功能,这个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同样,在此认识基础上,国际舆论的“临战状态”也将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思路转向战略外交,传播,将成为所有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崛起以及一系列“新常态”的建构,通过对“走出去”战略的深描可以呈现出,新兴条件下,中国正在通过大国外交,包括中非、中拉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建设,“一带一路”基础上国际话语平台和传播体系的建设等努力——已经不是简单的“并轨”或者国际“接轨”,而是为世界政治格局、经济规则、文化生态、传媒和传播秩序注入中国视角和新的方向,创造国际秩序的“中国玩法”。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如何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信息提供和知识生产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新常态”和世界新动态之间传播博弈,抓住传播技术更新的历史机遇,用“新媒体成就中国”的理论自信探索中国道路,成为包括2014年初成立的网络和信息化办公室等管理部门以及中国传播研究群体的新功课和新角色期待。
综上,媒介和媒体在人类文化发展变迁历史上的作用如此巨大,一方面它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核心要素,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利器,可以为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所利用,推动国际社会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大系数,尤其是新兴媒介成了多方利益思想的汇聚地、新旧文化价值观碰撞激荡的摇篮。对于新媒体的不同利用方式以及利用程度,将极大地作用于文明演进的进程和文化变迁的速率,甚至还会根本性地改变一种文化的生态,推动繁荣或者加速变迁。
总之,中国的传播研究和实践已经登上了驶向春天的列车,汽笛长鸣开始新的旅程。抚今追昔,畅想未来。以2018年为坐标,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进入40年“红宝石”婚期(1978),西方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已过而立(1986),中国传媒集团化刚刚弱冠(1997),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提出恰值豆蔻(2000),中国传媒走向国际一纪有余(2004),打破传媒边界推动三网融合共识不过8年(2010),政府更新传播理念发展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不过7年(2011),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过5年(2013),中央网络信息化办公室成立不过4年(2014),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成立尚不足周岁(CGTN, 2016年12月31日)。但是,回望这30多年,传播学者见证了中国传播文明演进的辉煌历史。当政治和管理层面已经逐步接受新闻传媒业界和学界的部分观点,提出尊重新闻和传播规律,以传媒和传播代表的文化产业为龙头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开始在政策和管理上不断做出重大改革动作,社会群体媒介素养在大范围接触和使用媒介中逐步自觉的时候,一切迹象表明,传播研究和实践已经是春意盎然。
春雨贵如油。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97年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召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之时,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早年奠基者就以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意识,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西方传播学进行“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指导方针。
如今,历经“引进、消化、吸收”的30年中西方传播学对话,我们是否逐步了解“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意义,是否认识到余英时先生所说,在理论知识上忠实追随西方,在学术成果上与中国现实脱节所带来的双重边缘化境地,是否在上述传播研究重大历史机遇来临之际,思考践行台湾著名传播学者汪琪先生提出的“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推进传播研究走出去,融入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历程做出属于本领域的贡献,是值得每个传播学者思考的根本问题。
美 编：黄耀颖
校 对：张 莹